本文摘录于《预测之书》NO.48 ，预测人：孙立平，原标题《闲下来，将成为对社会做贡献的一种形式》。
闲下来，将成为对社会做贡献的一种形式
文/孙立平
干活挣钱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若干年前，我参加过一个讨论中国在非洲项目管理的会议。参会的人说，他们在非洲遇到了一些在中国根本想象不到的问题。例如，非洲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发一次工资。今天你把工资发了，明天相当一部分非洲员工就不见了。他们干什么去了?花钱、娱乐、消费、享受去了。过几天，他们陆陆续续又回来了，因为钱花没了，得干活了。
所以，在非洲做项目管理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今天混凝土刚刚浇铸了一半，把工资发了，明天可能没有人干活了。怎么办?
会议上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个非洲工人经常这样，中方管理人员很生气，问他这些天干什么去了。他说老爸死了，我总要回去看看吧!管理人员反问，你老爸今年都死多少回了?一发工资就死。他说，以前都是最后活过来了，这次是真的死了，不信你核实去。谁去核实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也知道，这样经济肯定好不了。我们也很难理解他们。
但反过来说，他们也很难理解我们。会上有人说，有些非洲员工经常问中方管理人员：你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什么人啊?是不是都是犯人啊?中方管理人员说，这都是精挑细选的优秀员工!非洲人很不理解，他们光会干活挣钱，也不会花钱、娱乐、消费、享受，不是犯人怎么会这样呢?!
在这样的反衬中，无疑更可以彰显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引以为傲的一大优点：吃苦耐劳。可能也不止我们，东亚人，更确切地说是黄种人，好像都有这个特点。而这也恰恰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反思的。
有人说，这不是很好吗?正好符合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说的那种工作伦理。我们的吃苦耐劳与韦伯所说的工作伦理在本源上是不是一回事?在学术的意义上，这当然可以争论，但就其表象而言，两者确实有很强的相似性。
在人类为生存而挣扎的年代，吃苦耐劳的确是一种宝贵的美德。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我们依靠吃苦耐劳努力争取一种温饱的生活；在经济起飞的阶段，我们依靠吃苦耐劳实现了经济的超高速发展；甚至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靠吃苦耐劳保持着价格优势，实现了内卷式的发展。
但今天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了。
生产更多东西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
我们先看两则消息。
一则消息是，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在全球股东大会上正式宣布，计划从2025年开始“限量生产”Optimus机器人，以供特斯拉工厂使用。不仅如此，马斯克进一步指出，未来人形机器人的数量有可能会超过人类的数量，且人形机器人会取代全球的低端劳动力。
另一则消息是，美国一家超级服装工厂利用AI与自动化技术，将加工一件衣服的时间压缩到了22秒，并且成本只要2块钱。德国人也开始把服装制造带回欧洲本土。机器人纺织品制造商确信，依靠这种技术，欧洲纺织品生产商与来自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对手相比也有一定的胜算。
这两则消息告诉我们，在今天，生产更多东西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
自人类诞生以来，劳动始终是我们生活的核心主题。各种各样的文献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劳动创造价值，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类能够劳动，人类能够通过劳动创造财富，而不是简单地获取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现成的可用物。这甚至成为我们形塑社会结构与价值观的一个基础依据。依靠劳动，人类形成了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结构性分野，劳动创造价值成了主导性的观念，“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朴素道德伦理更是妇孺皆知。
但今天，情况显然在发生变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人类要活动就得走路，走路就得穿鞋。所以，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鞋子的制作成为我们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中，从纳鞋底到缝制鞋面，许多妇女将一生中相当一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这件事情上。到了工业化时代，生产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以中国为例，前些年全国年产鞋子的能力高达140亿双。140亿双是个什么概念?理论上说，假设一个人一年要穿2.5双鞋，按照当时的世界人口总量计算，全球一年大约需要200亿双鞋。也就说，中国生产鞋的能力足以满足世界上70%的人口的需求。其实，我们再加把油，把全世界需要的200亿双鞋的生产任务全包下来也完全有可能。而且，即使是那样，做鞋的工人也只占我们劳动力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在机器人更广泛利用的未来呢?
这不禁让我想到凯恩斯在大约100年前讲到的一个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他就提到，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人类一直在为生存而挣扎，那时，经济问题似乎是人类面临的核心问题。但凯恩斯表示，假定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有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到了那个时候，经济问题应该成为由专家来处理的事务，就像牙病应当由牙医来处理一样。
100年前那种前景所蕴含的逻辑，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展现。
难道要用失业承接技术进步的成果吗？
是的，前景正在展现。但比前景更实在的是现实。
科技进步对人类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创造更多财富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二是人类可以用更少的劳动时间、更低的劳动强度过上自己期待的生活。对此，先哲们有很多美好的想象。马克思的设想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人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角色，就不至于异化。当然，马克思说的是共产主义的事情。凯恩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想得更现实一些：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3个小时。
或者换一个说法。假如在半个世纪之前，有人设想未来的生活，他可能会描绘出这样一个场景：人们住在高楼大厦里，家里有彩电、冰箱、洗衣机，出门开着自己的汽车，驶上宽敞的马路，经过繁华的街区，在豪华的写字楼里打开计算机，用手机联系别人。而在郊区的工厂里，还有机器人在做着人类不愿做的体力劳动。那将是一种多么惬意、多么幸福的生活!
可以说，技术的进步确实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甚至已经超越了这种生活可能性。但现实中发生的是什么呢?
是人们比以往更忙，比以往更累，也比以往更焦虑。2024年有一个概念很流行，叫“60万定律”。意思是，在北京、上海，无论你在哪个单位，从事何种工作，只要年薪高于60万元，基本上就要完全放弃自己的个人生活。
这说的当然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但普通人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一种屁滚尿流的生活方式》。“屁滚尿流”这四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很多人的生活状态。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是《穷就算了，为什么我们还越穷越忙》。其实，还真的不见得完全是穷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这些人还都是幸运者，毕竟他们有工作可做，有事情可忙。更悲催的是那些被排斥在这种忙碌之外的失业者。
一位网友在我的文章底下留言：“我先生被裁员时35岁，我被裁员时36岁，我们的儿子马上要2岁了。”这是一个刚刚被通知自己被辞退的公司女职员说的话，令人惊讶的是她说那句话的平静口气。但说完这句话后，她不知道自己未来可能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的路会怎么走。另一位网友留言：“身边不少40～50岁被‘优化’的中年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名校背景，现处于失业状态，后面也基本不会再就业了，自己交着社保，在政策上被称为‘自由职业者'。”
一边是“996”，是忙得屁滚尿流，甚至还有偶尔的过劳死；另一边则是想工作而不得。这呈现的是一种技术进步背景下无奈的现实：我们是在用“把所有人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划分为就业者和失业者”的办法，承接人类技术和文明进步的成果。在这种背景下，就业者承受紧张工作的压力，失业者则承受没有工作机会的经济和心理上的负担。结果是，不管是就业者还是失业者，都无法以符合人性的方式享受人类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这显得很荒谬。我们必须在一个更高的立意上来思考今天人类面对的问题。这里的实质性问题是工作分配。顺便说一句，我们经常谈论收入的分配、财富的分配，但很少讲工作的分配。工作分配是机会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因为工作分配不仅直接决定着收入分配，还间接决定着财富分配，所以它的重要性甚至要高于后两者。
生活在成为经济循环的重要一环
而更现实的问题是，当创造更多财富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时，一味的勤劳使得经济本身也难以循环。
现在人们都在说消费的低迷、内需的不足。这当然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就是我们缺少生活。夸张点说，有的人根本就没有生活。消费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生活，没有正常的生活，何来消费?
有一次晚上10点左右，我太太在小区里遛弯，遇到一个小伙子坐在空地的椅子上抽烟。闲聊时得知，他在附近的一家大厂上班，每月工资三四万元，这在当时是非常不错的收入了。但小伙子说，这个点儿才刚刚下班，几乎每天如此。下了班，在外面抽根烟，然后回家倒头就睡。说话时，他满脸疲惫。没时间消费这件事不仅存在于生活窘迫的贫困者身上，也发生在衣着光鲜的白领、腰缠万贯的创业者或老板，甚至是还说不上贫富的中小学生身上。
我在北京居住的地方，是所谓码农的聚集地。码农的收入并不低，但他们连最基本的消费的时间都没有。无论贫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马不停蹄，身心疲惫。而驱使他们不断奔波的“鞭子”,就是紧张与焦虑。
经济学中有一个持久而深刻的分歧，即决定经济增长的，是供给还是需求?这就是所谓供给决定和需求决定的争论。我的看法是，也许可能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供给决定与需求决定，关键是看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及所面对的具体情形。
以中国的情况来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对几乎全面的短缺，供给是最主要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供给无疑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于是，增加投资，给国有企业放权松绑，鼓励发展个体和民营经济，通过物价改革使市场能发出正确的信号，甚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为当时必然的政策选择。而这个过程也恰恰可以验证萨伊命题'。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情况不一样了。从那时起，中国逐步进入一个过剩时代，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变了。原来是一物难求，落后的产能无法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供给显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到了过剩时代，逻辑完全反了过来：发现市场、找到消费者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当下的现实是，人们的心思越来越不在生活上，甚至人们已经越来越顾不上生活了，“生活”成了“疲于奔命”的同义语。试问，没有正常的生活，哪里会有正常的消费?对于忙碌的那部分人来说，不但因缺乏生活而减少了消费，甚至连生育也成了一种奢侈。
现在，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焦虑的问题。2021年，我国人口达到峰值，此后就一路下行。这几年，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已经在出台一系列的鼓励和刺激措施。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措施的效果仍有待观察。原因很简单，没有正常且轻松一点的生活，人们哪有精力生养下一代?而没有下一代，我们人类又将如何延续?
一种似是而非的担忧：温饱之后的创造性
有一次，我们在微信群里讨论关于“物质丰富之后人的创造性”的问题。话题是从高晓松去北欧旅行的感受开始的。他说：“在丹麦和瑞典待久了，我越来越觉得，这两个国家真的很有意思。这里的人不聊金钱，不聊地位，也不聊你读过什么名校。我到北欧没几天，居然都不太敢跟人说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很丑陋、很粗鄙，我每天琢磨的都是如何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和人钩心斗角，跟北欧人的境界实在是差太远了。在丹麦，人们出行就是骑一辆自行车；在瑞典，人们出行就是开一条小船。北欧国家没有高楼大厦，人们穿着朴素，开着旧车，吃着简单的食物，每天晚上7点以后街上就静悄悄的，没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也没有超级奢华的消费刺激着人的神经……”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这种悠闲的社会氛围会让人变得慵懒，仿佛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浃背不休息”才是勤劳。这时，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非常了不起的一点，是在以高昂的税收保证高福利的情况下，依然拥有像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享誉世界的企业，人们的创造力依然很强。那么,人类是否可能在更高层次上被激发出新的创造力呢?
这让我特别受启发。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人们当然会有一种驱动力，或者说是有一种社会激励的机制。生活条件好了，用不着那么拼了，有些人可能就会懒散下来，甚至伴随着空虚和无聊。而现在提出的是第三种可能，即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新的激励机制，特别是对创新的激励机制。可能说激励机制也不准确，更恰当的是自身的创新动力。
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就是受教育的程度，人的素质、信仰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种创造冲动显然不是为了维持生存，而是为了自我实现。
有一本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创作出一款游戏，公司把主创团队带到一个岛上，让他们天天好吃好喝，就是不让工作。大家无聊得要死，就想出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结果这款游戏成了爆款。
就现在的生产力来说，勤劳不是主要的，创造力才是。而人只有在无忧无虑的状态下，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
